漲姿勢

關于錘子科技和羅永浩,終于有一篇包含扎實采訪內容的稿子出來了

羅永浩 錘下那個理想主義者

感情很復雜。每一個人說起那個名字,幾乎都這么說。每一個人在采訪中都在檢視自己說了什么,怕傷害他。每一個人最終似乎都原諒了他,沒有恨意。他永遠是話題的中心,聊著聊著,就繞到他身上。不管老同事們吃飯,還是在那個名為「一個養老院」的離職員工微信群,怎么聊也聊不完。「你知道人群里沒有比他更健康的人,但是他又在做企業這件事上這么難以改變,這么固執。」草威說,「他就是一矛盾體,他是一個萬中無一的天才和病人。」

文|謝夢遙

「他要創業賣尿不濕,我也賣尿不濕」

站在故事的終點回頭看,錘子科技的落敗并不像是一艘巨輪的慢慢沉沒,船上的人直到最后一刻前才突然驚覺。這趟旅程中,驚濤駭浪始終跟隨。用從第一天就加入并見證全程的員工朱蕭木對《人物》的話說,「一直其實是在生死邊緣掙扎,完全是掙扎了六年。」

最大危機發生在2016年。與阿里巴巴洽談半年卻最終融資流產,錘子科技兩度無法發出工資,其中一次拖延整整一個月。員工們收到郵件,被告知銀行系統出了問題,所有人都知道那不是真的。融資不利也直接導致三分之一的員工當年被裁。朱蕭木將他自己帶起來的VR部門的人全部裁掉了。在一個屋里,面對40雙眼睛,他深鞠一躬:「我無能,沒法帶兄弟們繼續做這個事兒了。」那之后好幾天他沒有緩過勁來。裁員在當時處理得非常隱秘,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當時已經離職返聘回來的人力總監,那位被其他人形容閃著「母性光輝」的女士,「跟大家關系都非常好」。

一些波折就連內部的人也未必清楚。代號「Bono」的手機造出來了,因關鍵人物的離職,布局東南亞的計劃流產,整個項目被砍,本應叫「堅果2」的手機從未出現過在這世界上。「堅果1」賣了近百萬部,看似成績斐然,但能看到后臺數據的人就會知道那是一個虧損的項目,「賣一臺虧一臺」。當時,電信運營商找上門談合約機計劃,本擬訂購100萬部,卻因供應鏈負責人不同意查賬,談判崩了。

一些跡象是悄悄發生的。比如茶水間里免費零食的品類減少,直至完全消失。加班費的合規發放曾是創始人羅永浩引以為傲的事情,從2008年「老羅英語」創立就跟隨他的員工石曉宇回憶,當初月薪3500元,靠著加班能掙到近9000。但至少從2013年起,沒有人再見過加班費,盡管加班和每周工作六天成為大部分人的常態。錘子科技自2015年底搬到望京綠地中心后,電費成為財務考核的重要指標,夏天的晚上,辦公區的空調停掉,加班的人會感到,「越來越熱,越來越熱」。只有兩處地方例外,需時刻保持恒溫的光學實驗室裝有獨立空調(「整組人都跑到實驗室里去辦公」),以及羅永浩的辦公室。

每個在錘子科技待過的人,后來追憶起這場創業之旅的各個節點,可能有著截然不同的感受,一些人有信仰崩塌的感覺,一些人則宣稱從來沒有。但至少對于一個節點,人們的體驗是高度相同的——2014年5月T1的發布會。距離進軍手機業的高調宣言發布2年之后,上一個身份是英語培訓學校校長的羅永浩,真的造出了第一款手機。

那是所有錘科員工榮譽感達致巔峰的時刻。「進會場那一瞬間,我巴不得告訴各位,我是他媽錘子的,這個手機是我做的。」時任射頻工程師的馬寧回憶。他驕傲地向《人物》指出,首個測試電話就是他在一個電路板上打到自己手機上的。「我詞匯量比較少,但是我能說出來就是那種感覺,爆棚。」他38歲,是個外型穩重的大塊頭,但提起這段記憶,他變得像個少年,急切地表達,導致有些語無倫次。

他曾就職于數家科技公司,包括諾基亞,但榮譽感從未如此巨大。「你特別崇拜一個人,那個人需要你幫他做一些什么事情,然后你做了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。」平時工作,馬寧習慣把工牌插在衣兜里,但那天步入會場的時候,和同事們一樣,他把工牌掛在了胸口顯眼的位置。場外聚集著很多粉絲,他能從對方眼里看到尊重。一個巨型紅色條幅由會場三層直墜下來,中間印著一把錘子。「這簡直就是一邪教啊。」馬寧與同事調侃,「換成希特勒那標志,這就是一個邪教了。」


2018年5月,錘子科技在鳥巢舉辦新品發布會 圖源視覺中國

現實扭曲立場是真的存在的。舞臺上的那個人有著卓絕的語言天賦,隨便一件事,在他嘴里可以說成單口相聲的效果。在大學生群體中流傳甚廣的「老羅語錄」即是他早年在新東方講課的段子集錦,那些段子里有著對社會的思考與普世價值觀。他身上洋溢著理想主義情懷,創辦過對公共事務緊密關注的「牛博網」。他不是娛樂明星,但從來不缺粉絲。在他的粉絲眼里,就連他那些廣為人知的缺點,暴躁、小心眼、狂妄自大,都因為他性情里的真,打上了柔光,變得那么可愛。

聽「老羅語錄」,追牛博網的更新,看「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創業故事」的系列演講,是成為「羅粉」的基礎操作。2008年創立「老羅英語」,以及初期錘子科技,幾乎都是受羅永浩感召而來。為了與偶像同行,很多人強行改變了人生軌跡。一個清華水利工程系畢業的高材生,在武漢軍區當上中校后,選擇復員,就為來「老羅英語」當老師。后來成為羅永浩助理的許岑,完全沒有課酬的情況下,在「老羅英語」試講一年半。錘子0001號員工朱蕭木,放棄美國建筑師生涯,只為追隨那一個人,「他要創業賣尿不濕,我也就去賣尿不濕」。

羅永浩的個人魅力貫穿著他創業的始終。牛博網曾開網店賣書,由于沒有折扣,相比那些互聯網巨頭毫無價格競爭力,能否贏利完全依托于羅永浩個人的宣傳。只要他發條微博吆喝一下,營業額就蹭蹭漲。「如果不發的話,這個店就跟死了一樣,一個月可能一本書也賣不出去。」負責打理網店的石曉宇告訴《人物》。羅永浩曾在演講中推薦《美國種族簡史》,那本此前10年只印了5000本的書,迅速登上暢銷書排行榜,賣出近20萬冊。

硬件團隊是在2013年錘科的手機操作系統發布之后,才逐漸建立的。錘科每年發13薪,工程師們幾乎是降薪或者平薪來的。對于這些由前摩托羅拉硬件負責人錢晨領軍、大多出自他所在體系的員工而言,落差是一定存在的。比如對于射頻測試,大廠商會耗費上百萬元建大屏蔽室,錘科采取的是一個低成本的解決方案,只搭建基礎的隔離區,測試在小屏蔽盒里完成。硬件研發出于保密需要,辦公區封死,專門建起一堵墻,連羅永浩也沒有隨便出入的權限,通風不暢,冬天太陽從玻璃照進來,室溫能達到30多度,工程師們全穿著短褲拖鞋辦公。研發員工人手一把價值上萬元的Herman Miller牌辦公椅,曾是媒體報道錘子科技時念念不忘的一個點,這項福利只屬于早期入職的軟件工程師與UI設計師(不包括產品經理)。由于財務部門的極力反對,硬件工程師們到來時,已經失去了這項福利。

但是這些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,把事情做成,「老羅可以牛逼」。當馬寧加入錘科后,原來同事問馬寧唯一的話就是,他一個教英語的,怎么能做手機?「業內其實除了他的粉絲,沒有人認為,錘子很有可能成功。」馬寧記得射頻部同一天入職的3個人,彼此確認過,全是羅永浩的「腦殘粉」。

「我們的選擇還是很多的。絕對不是大家走投無路了,我去錘子科技試試。」馬寧說。


羅永浩在錘子smartisan T2發布會上 圖源視覺中國

「因為老羅是這樣的人,周圍也是這樣的人」

最初吸引馬寧進入錘子科技的人,只有羅永浩。當他進入,他發現這個公司里的人才是特別的存在。比如朱蕭木整天扎個小辮,衣著隨意,從形象到談吐都很另類,「這要在諾基亞得被人打死」。硬件部的人給他起外號,叫「太君」。三八婦女節,「太君」自己出錢給所有女同事買了一份禮物。「真的讓我大開眼界,原來世界上有這種人。」馬寧暗暗驚嘆。

這個公司不乏熱血的情節上演。有一次朱蕭木和女友吵架被關在了家門外。羅永浩知道消息后,號召全公司去支援。大家覺得很好笑,很幼稚,但還是很多人參與其中。于是,吃的、喝的、3G路由器、花露水以及幾個手機被送至朱蕭木女友家樓下,讓他可以一直等。

有一天有個姑娘在微博上說失戀了心情低落,最盼望的事就是能擁有一部錘子手機安慰自己。羅永浩承諾寄給她一臺。寄出前,同事們紛紛往便簽里寫鼓勵的話。有人分享了自己的故事,有人說你總會遇到更好的,還有人寫,「男人都不是好東西」。

難免有風云際會之感。某個角落里默不作聲的家伙正是 dribbble 華人區的第一名平面設計師「Paco」。管理官微的人是昔日牛博網上的當紅寫手草威。影像部門負責人林曦正是和羅永浩圍堵方舟子時的那位攝影師(「給丫一個特寫」),也是維權西門子的發布會上那臺被砸冰箱的捐獻者。有一天馬寧收到群發郵件,東東槍入職了。對,就是那個微博大V。


2011年11月北京,羅永浩與其他志愿者來到西門子公司北京總部進行維權活動? 圖源視覺中國

相處中就能發現,很多人對自己是有要求的。比如,林曦開車從來不違停,寧可多開一段路,一定要找到正規停車位。錢晨的助理李洋,從來不走路抽煙,因為覺得那會影響別人。

「跟老羅跟對了,」馬寧對自己說,「因為老羅是這樣的人,他周圍的人也是這樣的人。」馬寧也有個人的道德潔癖,他想,正是因為他們本來就是這樣的人,才能夠互相看見。

李洋是從做錘子手機體驗店的店員起步的。他此前是個英語老師,應聘錘科時,他即將得到另一份月薪15000元的工作邀約,他還是決定推掉,選擇當月薪只有3000元且沒有銷售提成的店員。他一點不覺得屈才,「太多能量可以發揮,外國人溜達到我們這兒來,我接待。」

那個店相較其他賣場不同在于,店員全是大學生,「大家參與不了那種技術崗,也愿意加入到錘子科技」。但這不是讓李洋印象最深刻的。他頭一次見四五個店員一起抽煙,都把煙頭攢在手里,再一起扔去垃圾桶。「這就是錘子。」

就連這家公司的前臺似乎都是高配置的。「小美」從美國留學回來。「顆粒」是「富二代」,父親天天施壓讓他接班,他也不管不顧。別的公司快遞來了,都是堆在一起,錘科的前臺人員,會將快遞按樓層、部門分好類,然后推著小車去送——那根本就不是他們的工作內容。

干起活來,每個人都很拼命。曾有一個同事因連續加班心臟出了問題被送進ICU。在諾基亞的3年里,馬寧只加過兩三次班,但到了錘子科技,「996」是常態。有好幾次去供應商處調試機器,到了晚上6點多,家就在附近,他和同事還自愿返回東北五環的望京加班。2014年的春節,年初四就上班了,車開上北四環,路上幾乎空無一人,看著遠處煙花,悲壯感油然而生。他想到了一個詞:信仰。「我其實之前是理解不了無產階級信仰,比如說拿身體去堵什么槍眼的那種。到錘子之后,這種事是有可能發生的。」

那種純粹能夠互相傳染。「這出了個事,蹦出來一個人,『這事是不是可以這么解決?』『你這個可能不行,我這有一個更好的方法。』啪啪蹦了幾個方法之后,這事誰來辦?可能三個人同時舉手,說我來。」林曦說。公司的事就是自己的事。羅永浩早期開著一輛雅閣,接送投資人時為了撐門面,一個叫應超的同事會把自己的寶馬5系借給他開。

不少同事都有離開后再回來的經歷,有幾位甚至三進三出。離開多半是因為工作壓力過大不堪忍受,回來則還是因為舍不得。「在錘子待久之后,沒辦法去其他公司,同事太無聊了。」市場部員工劉全有說。她辭職不到一個月就后悔了,她參加了一次發布會,被感動得熱淚盈眶。「為什么我要作為旁觀者的身份出現?」她質問自己。很快,她回到錘科。

人與人之間沒有提防,抱有信任,對做成事充滿熱忱。「大家一說都是理想主義的人,我也不知道這個意味著什么。某些方面高度相似。」劉全有說,「我以前沒有想過,同事關系是占我工作中很重要一環。」由于加班是常態,同事們每天能一起吃兩頓飯,感情愈發深厚。

錘科曾想過找代言人,討論出幾個選項大家集體投票,得票最高的是《冰與火之歌》里面的小惡魔的那位扮演者。事后看來,這個想法實在過于浪漫。「這不是一個正常人能做的選擇,對市場的理解都不合格。」一個員工說,「你現在想想,你要賣給14億人,有幾個認識小惡魔的。」因資金問題,計劃沒有推行下去。

這是一家樂于向外輸出價值觀的公司,相同的人能夠被吸引。錘子科技的發布會總有粉絲自發撿拾垃圾。錘科曾舉辦「天生驕傲」的故事征集活動,讓人們講出日常生活中那些堅守內心原則的時刻。數以萬計的人參與其中,最終被選中頒獎的其中一個故事的主人公因為并不是講述者本人,所以公司發出兩部手機,希望講述者能將其中一部轉交給當事人。但那個人說故事中寫到的人物已經無從尋找,竟主動退還了一部手機。至此,這個活動所引發的回響與感動已經超出了營銷本身。

事實上,錘科內部對「天生驕傲」這個品牌活動有另外一種討論聲音。「好像一些值得驕傲的事,沒什么值得驕傲的。好多人都是這個看法,覺得有點丟人。不摻假,不欺騙,真誠,這難道不是應該做的事嗎?」

「做一個好人,還能賺錢」

當然這一切和這間公司的主人有關。羅永浩是一個極具道德感召力的人。他曾說過,從前和朋友去唱卡拉OK,他不會主動叫姑娘,但別人叫也不避場,自從成為老師后,「只要別人叫女孩子,我馬上退場。」砸西門子冰箱維權事件中,讓馬寧感觸最深的,不是向巨頭挑戰這件事本身,而是一處細節,「他居然帶了保潔」。參與此事的林曦回憶,羅永浩讓每一個同行者簽了免責協議,表示由他一人承擔所有法律后果,這讓人感覺非常體面。羅永浩稱找來一個金主,按發票價格向林曦購買他提供的冰箱,很久以后他才知道,錢是羅永浩自己出的。

投資人吳向宏發表于2014年的文章回憶,10年前見面,「羅永浩就一直真誠地堅持:個人私德和商業規范可以和諧,他可以做一個『好人』同時還能賺錢」。多年之后,他果然將他特有的堅持,帶入了手機行業這個復雜的深水區。

創業初期,他就公開表示從來不用水軍,公司所有辦公軟件購買正版,錘子手機預裝的第三方應用可卸載(幾年后工信部才出臺硬性要求),不會針對跑分軟件為手機系統作弊。一些行事方式甚至與道德無關,純粹屬于羅永浩所理解的體面:官微不轉發別人評價,亦不做利誘營銷,另開了營銷賬號去做。公布相關手機參數,不得模棱兩可,或者「不說人話」。「一定要告訴用戶這個東西到底是怎么回事兒,而不是用一種技術語言。」朱蕭木說。

羅永浩式的誠實在現實面前也會有執行不下去的時候。他曾希望,當用戶被告知手機內存是32G時,是實打實的32G,他設想過用一個另外的存儲空間來安裝系統。「當然這個是成本和各種方面不可能實現的嘛,但他確實是想那么做,努力過。」馬寧說。

微博上,他一貫有吹牛的傾向。但所有許下的捐款承諾,他都做到了。「因為都會是我這邊來幫他操作嘛。」擔任過他15個月助理的王建國說。他不會曬那些證書。有些捐款甚至并無必要,有一次他提前喊出要捐出發布會門票收入60萬,但因為贈票過多,實際收入差了10萬元,他自己補上了。

只有羅永浩身邊的人才會知道,他的每次差旅費用會分為兩部分。錘科所有員工差旅標準一致,北上廣深的酒店每晚500元,其他地方300元,飛機坐經濟艙。作為一個體重超過200斤的人,羅永浩坐飛機只選商務艙,只住五星級酒店的標間大床房。多出來的差額,他會自己付費。如果有同事隨行,出于對同事感受的考慮,他會要求機票與住宿是同一標準(他永遠不會和別人同住一間),同事多出的部分他同樣以個人名義支付。

他心里似乎住著一個道德委員會。「他自己會記得這個事,會像強迫癥一樣來提醒我。有時候真的好像在打卡。」王建國說。即便到了后期一切已經流程化,每次出差回來,老板仍然會關注有沒有扣掉超標的錢。不是為了展示什么,他這么問時可能根本沒有旁人。對賬也不麻煩,只要講個數字,「羅老師,你這一次出差自己花錢的部分是幾千幾千,然后他就OK了。」

羅永浩性情豪爽,與朋友、下屬吃飯從來都是他買單。為了實現這一點,他會每次在飯局進行到一半時給司機發微信叫他去結賬。「我跟他相當于共事五六年,我們吃過至少上百頓飯,他沒有讓別人花過一分錢。」草威說。有一次他興起,請三四個下屬吃了一頓花了一萬多塊錢的飯。在吃飯上,他同樣公私分明,他會自行判定這頓飯的性質。至于那頓一萬多塊錢的飯,王建國確定,是他自己掏的腰包。

錘子手機發布,市場部會贈出幾百個樣機,用于宣傳。據草威觀察,如送出之后對方并沒有任何宣傳舉措,羅永浩會有點難過,他覺得大家沒有認真對待公司的資產,過于兒戲。他自己也會送出幾十臺,全部是私人付款購買的。

甚至一些極小物件上,他也會進行區分。比如一本書,一張唱片,或者一把左撇子剪刀。「這個是我自己買的啊,你把它記下來。」他告訴助理。王建國最初并不理解,一是東西不貴,二是實在麻煩,隨著時間推移他終究養成習慣,「除了我自己百分之百有把握的,都要去跟他確認說羅老師,這個是你個人的還是公司的啊。」

「你說外部的公司,自己家里要用什么東西,有一些老板都會選擇用公司報什么的,甚至都不會被定義為一個不正常的事情。」王建國說。

正是因為他的種種堅持,一些關于他的故事里令人不安的部分容易被忽略。石曉宇曾受羅永浩委托,為他的某位朋友設計一套名片,印出之后發現色彩不正。他責怪石曉宇設計失誤,去他電腦看原文件,發現責任其實在印廠。但他怒火已經燒起來,拿過石曉宇的電腦就砸,連砸了十幾秒。

石曉宇完全嚇傻了。「很多時候是,他一開始可能也沒想發那么大脾氣,他是越說越搓火,他自己把自己那個勁兒逗上來的那個感覺。」

「你他媽備份了嗎?趕緊去把那個名片換一家供應商,重新做一下。」羅永浩甩下這話就走了。

在石曉宇的講述中,這個故事的結尾是正能量的。硬盤被砸壞了,老板把自己淘汰下來的一個電腦賠給了他。「他這個分的非常清楚。公司的,他搞壞了他要賠。」

「不是為了輸贏,我就是認真」

?

唐拉拉是在2001年認識那個新東方試講老師的。那人是個高中輟學生,她是個藝術研究院的碩士,但他們都是文藝青年,能玩到一起,交流最多的就是打口碟和電影。那人有社交恐懼,特別怕見陌生人,中間的朋友約了三次,「他才扭扭捏捏來見」。他們成了死黨,《笑傲江湖》播出,兩個人能在各自家里打著電話把整集看完,邊看邊點評。唐拉拉感覺那人特別單純。他說他的夢想是拍電影,但他也知道自己的缺點,「我拍電影估計每一個細節都拍得很好,但是湊在一起就是搭不起一個框架。」唐拉拉是那時幾個文青朋友中唯一上班賺錢的,所以他經常管唐拉拉借錢,三百、五百地借,還錢信譽非常好。

直至正式成為新東方老師,他就迅速成了這圈朋友里的首富,從此包攬一切飯局的結賬。有段時間他去廣州講課,把房子騰給唐拉拉免費住,回來時發現屋里放著太多紙箱,沒打招呼就全扔了。那是唐拉拉母親囤的安利產品,把她氣得夠嗆。「他忍不了他的任何事情被改變。」

有一天唐拉拉接到他的電話:「你知道嗎,你羅哥牛逼了,出名了。」「你別瞎吹了。」「你不信上網搜一搜,你搜老羅語錄。」

后來發生的故事,早在當初就有預兆。

唐拉拉印象深刻,羅永浩一旦喜歡上什么東西,就會變得非常偏執,「鉆研得很深很深」。他尤其對數碼產品感興趣,蘋果的每代產品都買。早在2003年,他就寫過一個上萬字的帖子,分析iPod的優缺點,發在BBS。「所以他后面做手機,對我來說也不是一件很驚訝的事情。」唐拉拉說。

錘子科技在誕生之初就充滿野心,正如第一位招入的朱蕭木的工號,不是「01」,也不是「001」,是「0001」。這個成立初期只有十幾個人的公司,展望的是遠大前程。羅永浩意欲改變「中國制造」的定義,注以精致、創意、人性化與情懷。

他對自己的審美有著極大自信。每一代手機的壁紙他都親自挑選。他會登入國外的攝影素材庫,選出照片,讓助理逐個去聯系攝影師詢價購買。他推崇實體鍵,把虛擬鍵貶低得一文不值。隨之而來的,是工作中兩極化的判斷標準:牛逼和垃圾。不滿意時他會直接說:「你為什么給我端上來的總是屎?」

羅永浩重視設計、關注細節的事例,經日后媒體報道成為傳奇一般的存在。比如為了做秒表的聲音,他從德國花幾百歐買來昂貴的秒表,在錄音棚里收聲;比如為實現九宮格桌面解鎖有最佳吹拂效果,他逼著工程師以毫秒計地調每個板塊的動畫,自己審了一兩百遍。最為經典的一個例子是,海報送到他面前,他一眼看出左右邊框不齊,設計師拿回去檢查,發現左邊比右邊多了一個像素。事實上,據助理王建國說,老板親自糾正像素不齊,這種事經常發生。設計部后來為避免再犯,會使用輔助線確保精準。這種極致要求,會造成一種壓迫感,戰戰兢兢,成為錘科員工的工作常態。

即便置身于手機控群體中,他對好產品的癡迷與控制欲也遠超他人。有一次蘋果手機新品發售,一機難求。羅永浩迫不及待想買,曾在數碼雜志當過編輯的林曦主動請纓,托中國電信的內部關系搞來一臺合約機。拿到公司,一群產品經理先圍了上來,想拆開研究,林曦沒多想,讓他們拆了。羅永浩知道后暴怒,把林曦叫進辦公室一頓痛罵。因為他不是第一個拆封的人。

林曦自認為是個壞脾氣的人。但當時他就站在那里,老老實實聽老板罵完。「罵完了吧,好,我現在告訴你這個事兒,公司也沒有講說新買的機器必須要等著你來拆。產品經理他們感興趣,也是為了工作,他們說要拿去研究一下,我覺得這事兒也不算問題。」林曦說,「如果你要覺得這事兒不滿意的話,我再給你買臺新的你拆。以后再買的新機器,我就放到你辦公室里,哪個傻逼也不許動,行不行?」

「你這話什么意思,我還要訛你一臺機器嗎?」羅永浩又解釋半天,大概邏輯就是他要感受這臺手機的包裝和工業設計。

在另一些手機廠商格外重視的事項上,他的態度是完全不在乎。比如不做粉絲會,不組織任何官方線下活動。影像部門負責人林曦曾提醒他,要做美顏相機。「老羅覺得這是一個傻逼功能,老子不做啊。」

一切似乎在他的計劃之中,及至2014年4月,錘子科技完成B輪融資,融資金額達到1.8億元,估值超過10億元。正是在這段時間,一個秘密的全員會議在國貿大廈的五星級酒店里舉行。據在場員工回憶,羅永浩講話時志得意滿,「有點像必勝的感覺了」。

他說到T1估計能隨便賣上五六十萬臺,T2的外形已經設計出來了,市場一旦打開,超過小米只是時間問題,前途一片光明。期權幾年之后上市,可以換算成多少錢。「基本上你們就可以百無聊賴、很痛苦地去想后半生我們該干什么,該買什么游艇,去哪兒看看……」

群情激奮。開完這個會,大家像打了雞血一樣回去繼續加班。不少人真的在網上開始看灣流、看豪車。「當時都知道這個科技界是怎么回事兒。一個大的潮流來了,什么期權啊、股份啊、上市啊、財務自由啊,說的都是這些東西。」朱蕭木回憶。

T1發布會進一步將這種激昂情緒推高。結尾處,大屏幕上打出「我不是為了輸贏,我就是認真」的文字。配圖中羅永浩化身為一名神情專注地打磨物件的工匠,桌前的窗戶透入一道光束。


2014年5月20日北京,羅永浩在錘子手機發布會上 圖源視覺中國

「成功和失敗都在同一個點上」

到了T1的量產環節,麻煩來了。

一處缺陷是,實體鍵按下去后會卡住,無法彈回。為了解決燃眉之急,朱蕭木等產品經理一度被緊急調去生產線,逐個鍵去按,撿出良品。

直接原因是羅永浩的嚴格,他要求按鍵跟前屏之間的縫隙為0.15毫米——接近無縫界面在觀感上是完美的,但這個要求超過業內的加工精度。「那個時候其實我們好多人都已經跟他講,東西不能那么設計。」林曦回憶,「無論是結構工程師也好,錢晨也好,都會跟他講,這么設計是有風險的。」在吃了大虧后,最終還是通過更改設計,問題才得以解決。

另一個缺陷,在內部看來卻沒有那么嚴重,是攝像頭無法對焦。「比如拍五次,偶然有一次四個角對不上焦。普通用戶我認為是發現不了,你覺得可能只是個意外,你再拍一張就好了。」馬寧說。但羅永浩過不了這一關。經過反復調試,最后才發現是選定的開環馬達存在對焦慢的問題,又是幾周過去了。

其實,影像負責人林曦早就指出過這個隱患,但羅永浩并沒有選擇成本更高的閉環馬達。「我更愿意接受的事實的真相是,當時他不懂,所以我跟他講,他也聽不懂。但是,等這事出了之后,我再跟他講的時候,他就聽懂了。」林曦說。

即便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環節,羅永浩都會計較。比如絕大多數用戶根本不會多看一眼的集線器(出廠時用于纏繞數據線的裝置),羅永浩提出,超過三個黑點即為不良品。「那個東西你說誰會那么在乎?橡膠的東西你知道很容易吸灰塵,供應商跟我說,蘋果的要求也不過如此。」馬寧說,「他卡供應商卡那么嚴,供應商是出不來貨的。剩下你扔掉,我給你錢,那這些成本一下就double了。」

T1推出白色款時,羅永浩要求塑料邊框和玻璃前屏、背板顏色一致,但三個部分的材質不同,難免存在色差。這是一個不具量產性的設計(蘋果手機的解決方案是邊框采用不銹鋼),美觀度不盡人意。


2014年10月1日,北京中關村,中國首家錘子手機T1產品體驗店內景 ?圖源視覺中國

「錘子成功和失敗都在同一個點上。它太追求完美了,理想特別美好。你知道工程化和理想化是有一定的gap的。」馬寧說。

賣手機有如賣海鮮,講究時效,T1花費4個月才實現正常產能,錯過了銷售窗口期,預定機的逃單率到2014年9月下旬已經逼近90%。羅永浩不得不選擇降價銷售,此前他曾一口咬定不會降價,又引發一輪巨大的輿論反彈。

由于時間拖延,某些幾個月前尚不構成麻煩的環節,也成了麻煩。T1采取的是3G網絡制式,上市時4G網絡已經鋪開了,3G手機很難賣動。「剛好趕在一個切換的點,這個點很難受。」馬寧說。

「所有的影響都是一點一點積累起來的。T1這款產品最大的失敗就是可量產性太低。那一個人生病了,很多原因會死,比如肺癌,比如艾滋病,比如非典,T1是一個非典艾滋癌。」一位錘科員工說。

外界不曾注意的是,T1階段的錘科處于一個極佳的時期,富士康給的賬期是半年——最大程度解放了資金壓力;高通的客戶分級里,錘子排在華為、小米之后的第二梯隊里,遠遠超過其實際體量夠得上的標準。這當然是因為羅永浩這個名字,和一個理想主義者打交道,可以省去很多信用成本。但生意畢竟是生意,T1毀掉了一個好的開局,供應鏈上的支持度降低了。如果把錘科的歷程當作一個通關游戲,難度已經由此進入hard模式。

回頭來看,前幾代手機產品對市場的理解也存在失誤。當其他廠商采用解像力更好的6P鏡頭時,T1用的5P;當指紋識別風靡一時,T2是市面上唯一沒有納入該功能的旗艦機。T2也沒有正反可插的橢圓形USB-C接口。「作為一個定價在3000元的旗艦機,這是你該有的配置,它可以沒用,大家也可以不用。但你不能沒有。」林曦說,「你一定要有這個判斷能力,你要知道下游供應鏈行業的發展,你會知道到了那個時間點大家都在做什么事。而你沒做到。」

但這應該全部歸咎羅永浩嗎?硬件上的把控,按理應該是CTO錢晨的工作。但羅永浩是個極度有主見的人,「幾乎不可能被說服」。早在T1時,他就想全金屬無縫邊框,被錢晨攔下了。到T2時,據馬寧回憶,通過「不斷地給你施加壓力」,這一想法終于達成,確實美觀,蘋果手機都未做如此嘗試,但如工程師們早就指出的,手機信號不佳,引發又一輪的媒體炮轟。

在這過程中,羅永浩與錢晨的關系逐漸變得緊張。但據接近錢晨的人說,兩人間的第一次裂痕出現,卻并非和手機有直接關系。

起因是一句話。「以后公司有錢了,去美國都坐頭等艙。」創業初期,羅永浩曾對員工說。結果有一次他真的要帶隊去美國參加電子展會,有人提起了那句話。「買!」羅永浩說。他當時的助理李劍威隱隱感到不對,匯報給錢晨。錢晨一聽就覺得不行,去找了羅永浩。

「這個是承諾,必須得履行。」羅永浩說。

「這個是你的面子問題,這個不是什么承諾。」錢晨說。

事情演變成辦公室里的大喊大叫,最后財務負責人也加入進來。經過一番拉鋸,一個奇怪的規則從此生效:超過10個小時飛行,可以坐頭等艙。但是如果不坐頭等艙的話,回來以后公司補貼一萬元。

那趟美國之行,基本上所有人都選擇一萬塊錢補貼。

「你背后這個專業的團隊」

救火隊員唐拉拉在2014年9月份入職錘科。當時這個規模已達四五百人的公司,連公關部都沒有。羅永浩從前不在乎,唐拉拉說,「他老是有一個特別幼稚的想法,我們做好了,你就來報道我嘛,這應該是記者的本分。」相比外部的職業公關,羅永浩顯然更信任老朋友——雖然公關并非她的專業,給的工資很高,「沒有辦法拒絕」。他讓唐拉拉拜訪一下各路記者,「吃吃飯,聊聊天。」初衷非常簡單,不要再寫不實報道了。

市場部的草威回憶,那段時間,他打開郵箱看公司相關的報道剪報時需要做幾次深呼吸,因為他知道會看到有真有假的上百個負面消息。網絡謠言更是鋪天蓋地。比如有人匿名發帖:如何看待錘子科技員工在公司里吸大麻?言之鑿鑿,仿佛定論。

這種境況,除了錘科本身的不足,與媒體溝通欠佳,也源于羅永浩過于高調、把話說得太滿的行事方式。他在微博上對業界的率性臧否,傷害到其他品牌的粉絲,為自己樹立了許多網絡上的敵人。

控制羅永浩的微博使用權,這個討論早在一年之前就有了,高管開會經常會提,但無法執行,最后不了了之。他做了一些讓步,公開回應前會和大家先商量。「他會忍痛去掉一些他心愛的這種字句,有些他還是不忍心,他就一定要保留,他的情緒、他的態度。」草威說。

在唐拉拉到來之前的2年多里,錘科的一項鐵律是,除羅永浩外任何人不允許接受媒體采訪,而他的語言風格是既定的。唐拉拉試圖改變這種局面。「市面上對錘子手機不信任,是因為對你的不信任,他不知道這個手機不是你生產的,而是你背后這個專業的團隊生產的。」她對羅永浩說。

她把這過程形容為「推墻」。她專門給羅永浩發了一封郵件,為了引起注意,她寫道,「給我一個月時間,把輿論整體改變。」

羅永浩終于有所松動,「可以試試」。但他要求采訪放在年底發布會的團隊集體亮相之后。唐拉拉知道,如果那時候再開放采訪,成稿也要時間,任由負面新聞發展下去,公司「可能已經被黑死了」。她決定先斬后奏。面對老板是羅永浩的時候,大概也只有她敢先斬后奏。「理論上是他只要說過的話,就是不可以改變的。」

采訪每天進行。全公司中層以上,只有羅永浩蒙在鼓里。界面的《錘子風云》率先面世,那是一篇頗具積極影響力的報道,也是首次將錘科多位幕后功臣推至臺前。

發稿之前,唐拉拉請羅永浩過目。她知道采訪的事已瞞不住了,「開始打哆嗦,準備等著急風暴雨。」沒想到,老板打來電話,表示很滿意,顯然,他已經把先前的交代忘了。

這之后,權限就放開了。公關部也順理成章地建立起來。客觀地說,這不能改變錘科面對輿論放大鏡般審視時的弱勢,但至少多提供了一個溝通渠道。

如果這算的上一點點改變的話,已經值得一番書寫了,改變羅永浩太難了。比如他拒絕參加行業大佬們扎堆的峰會、頒獎禮之類的活動。邀約源源不斷地來,他能推都推了。「我老說他心理年齡也就14歲,」唐拉拉說,「所有的喜怒哀樂全都掛在臉上,他受不了推杯換盞的社交游戲,反感這種有可能需要言不由衷的場合。」再比如他的拖延癥。每一次發布會,多達三四十人的籌備組會提前一周進賓館閉關,因為對于細節的過分糾纏,PPT不斷改動,在他登臺的一刻才能確立下來,相比之下,小米的雷軍會至少彩排3次。每一次都有教訓和遺憾,下一次拖延照舊。

他對商務合作保持警惕。西貝莜面村曾找上門,希望在錘科辦發布會的時候,為錘友提供聚會與直播,吃飯打折。唐拉拉提過四五次,他都拒絕了,最后一次以羅永浩大發雷霆結束。類似這樣被拒絕的合作有很多。「他是那種完美主義性格嘛,一定要方方面面都考慮好了,覺得拿出去非常漂亮,他才肯做。」唐拉拉說。

2015年底,前新浪微博副總經理苗穎成為錘科的市場副總裁,在她主導下,公司終于有了一些更商業化的操作,有了帽子、臺歷之類的衍生品,手機瀏覽器中新增了名站導航的廣告位,發布會也加入較以前更多的互聯網產品推廣。但羅永浩依然有他守住的陣地。他拒絕輸入法的聯想詞導向廣告鏈接。錘子發布會從未有過品牌冠名、口播植入廣告,雖然那早已是廠商的普遍操作。

即便到了后期,羅永浩還是要親自過問太多細節。成都辦公室裝修,健身房地板他先是選擇用橡膠,待一切裝好后他認為不符合他的想象,又鏟掉改為鋪地毯。地毯顏色也是他指定,一種接近黑色的灰。身為副總裁的苗穎甚至無法決定一個紀念T恤的外包裝,羅永浩要和她手下人開會確認,他建議用牛皮紙袋,高級。


羅永浩與錘子團隊? 圖源網絡

「新來的嫡系部隊,騎著高頭大馬」

錢晨是在2016年6月末離職的。他走得很決絕。辦公室的東西還是行政打包后,再送去他家的。但這件事并不意外,他和羅永浩的矛盾早已經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。取代錢晨的,是華為榮耀產品副總裁吳德周。在他到來之后的3年,錘子手機的供應鏈問題得到解決,產能和良率都提升了。更多他曾經的部下被招募進硬件部門。

隨人事變動,錘科的氛圍也發生著微妙的變化。羅永浩挖人不計成本,新人們有著更高的工資。錢晨曾帶領的所謂「摩托系」老員工難免有微詞。「人家來了是為了什么,是為了掙錢來的。如果是為了情懷,或者說相信老羅理想主義那一套的話,他早就會來。」

朱蕭木不認可這個說法。「首先當然有自己的訴求,肯定有的,大家都有,對吧。你吸引他的肯定也不純是錢,還是這套東西。因為公司一直也沒有特別壯大嘛,不然沒必要過來嘛,為啥不去小米,為啥不去華為呢?」

從前錘科,包括羅永浩在內,只有幾種稱呼,哥、姐、爺、老師。現在,「總」出現了,領導與下級有了明顯區分。飯桌上開始敬酒。「他們整個的氣質跟(原來的)錘科是格格不入的。」唐拉拉說。某些管理制度移植過來,部門里有了委員會。上下班每天打卡,而錢晨是一貫反對打卡的。

吳德周每天早上會在大群里發一篇轉自公眾號的新聞早報,新人會在下面發一串鮮花、掌聲的表情,老員工沒有跟風的。「我們特別驕傲。包括老羅在大群里說話,公司從來沒有過這種風氣,」李洋說,「我們不明白一個又不是他總結的東西,你往底下翻,鮮花、掌聲,就感覺進了國企。」

即便在硬件部門之外的人也能感受到變化。一位產品經理回憶,一次發布會前收到了打氣郵件,「我們要團結一致,要向前看」。「措詞反正我們看著是比較尷尬的,」他說,「當時我們還在群里討論說,那個風格我們有點暫時接受不了。」

也許新人所帶來的風格,與他們對公司所作的貢獻相比,根本不值一提。事實上,他們干活非常拼命,吳德周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,外號「鐵人」。因為在錘科最薄弱的環節成為了救急人選,他得到了一個新外號,「120」,意為救護車。但在「摩托系」口中,「120」有了另一個惡毒的含義,一米二,他們諷刺的是吳德周的身高。

不同群體的兼容性出現了問題。一個說法開始流傳,新人群里稱要「清洗摩托系」。有人看到微信截圖的轉發。在一次會議上,馬寧感覺自己被針對了。「一直質疑我,一直質疑我,十來分鐘。結果他自己人說一句,現在基本上行業內也就只能做成這樣。」他感到困惑,不得不這么想:「新人來了,原來那些人做的什么都是錯的,說的什么都是錯的,那你才能立得住。」

馬寧感到失望,「那種感覺就是殘兵敗將,蹲在路邊,看著新來的嫡系部隊,跨著沖鋒槍,騎著高頭大馬,從我們面前過去。」

他決定離職。離開前,他給羅永浩發微信,反映士氣低落,以及工作流程上種種問題。羅永浩回復:「硬件的事你去找吳德周,如果你覺得吳德周有問題,你就告訴我怎樣。」隨著公司越來越大,羅永浩已經無法對每個人負責。

「這句話之后,我是沒辦法再跟他說了。」馬寧想,「其實錢晨不被信任之后,就真的在錘子待不下去了。」

李洋沒有選擇離職,雖然他確實感到,「牽住我們那個線越來越細了」。從專賣店職員,到錢晨助理,再轉崗為林曦手下的影像工程師,他始終留在錘科,試用期長達9個月,最后工資也不過6000元。他還是舍不得這里。他大概是全公司為自己考慮最少的人,加班到深夜,為了給公司省錢,他不打車,坐夜班公交回家。他還在群里號召,只上下一兩層的同事不要坐電梯,為了讓有急活的人行方便。

李洋所在的整個影像部門,連同負責人林曦—暴脾氣的他和吳德周的矛盾是公開化的,在2016年底的大裁員中被吳德周裁掉了。

「這就是你不適合當他助理的原因」

在成為錢晨助理之前,李洋曾當過羅永浩的第二助理,3個月試用期過去,他被告知不合適。他一直對這個結果耿耿于懷,很多天以后,他找到機會去向當時負責考核他的王建國求證。

王建國問了他一個問題:「如果老羅做了一個決定,明顯這個決定就是錯的,讓你去執行,你會不會去執行?」

「我肯定得把這個道理跟他說一下。」

「這就是你不適合當他助理的原因。」

《人物》記者向王建國求證,他笑了。他說他的意思其實是,在助理的工作范疇內,不存在真正的對錯,「是老板喜歡蘋果和喜歡梨的區別。」他聲音很溫和。而李洋太有個性了,一個例子是,他無論打字還是填報銷單堅持用繁體字。他假設,僅僅是假設,如果老板不喜歡會怎么樣?

王建國感覺自己能夠成為羅永浩助理也很奇怪,在他之前幾個有過相關經驗的人,羅永浩面試后都不喜歡。反倒是他,沒輪到被老板面試就被錄用了。后來他才知道,在柴靜央視節目實習的經歷幫助了他,羅永浩打聽過,他是「柴靜放心的人」,羅永浩信任柴靜。

因為老板是一個考究細節的人,所以助理也一樣。曾擔任羅永浩助理的李劍威向下任交接時,有一個很多頁的文檔,記錄了每一個城市的酒店選擇與注意事項,細節包括:「如有高級大床房比正常大床房貴一兩百塊錢就住,如果貴特別多就算了。」如果訂酒店,王建國會把地圖打印出來,工作地點和幾個可供選擇的酒店位置標注在上。

永遠要給他選擇權,永遠要經他確認,擅作主張會惹麻煩。即便是五星級酒店,他也有好惡,「四季和希爾頓像養老院」,不要訂。他穿梭于各種會議,你要見縫插針找到他,在等待過程中,你要處理助理的其他工作,還要不斷更新機票酒店的信息—以便他翻出自己查到的信息挑戰你時,你可以告訴他,「半個小時之前最后一個座位已經被訂出去了。」直到他說確認的那一刻,立馬去買。永遠不要相信第三方預定,一定要在入住前一晚打到酒店前臺確認有房。

「每個東西有他自己特別準確的習慣的方式,你只要照這個來就行了。」王建國說。羅永浩極其看重個人空間的隱私。他的辦公室絕未經允許絕對不可以進入。他明確提過要求,門必須保持關閉。王建國通過試用期,還過了一段時間才獲得進入權限。

老板隨時可能召喚。王建國洗澡時,也會把手機放在旁邊。另一位助理看電影時,永遠只選擇手機有信號的電影院。

由于周全謹慎,王建國沒有犯過大錯,也沒有惹怒過老板。但他見過無數次老板動怒,那大概是羅永浩性格中最讓人琢磨不透的部分,他不明白罵一個人怎么可以罵到那種程度。「那種東西好像自己也不好消化,就是有一點積壓,蠻焦慮的。」焦慮最嚴重的時候,他會在睡覺中抓傷自己。他能理解,為什么羅永浩手下的那些產品經理容易陷入抑郁。

羅永浩暴怒時,他音量會飚到極高。馬寧記得,身處有隔音墻的硬件區,三天兩頭還能聽到關著門的會議室里老板高聲罵人。他隨手抓過東西就砸,摔過的東西包括門、自行車、杯子、鍵盤、礦泉水……

對于把他視為偶像的員工,在見證了他的發作后,會存在光環破碎的一刻。對于李洋來說,那一刻發生在羅永浩在走廊里大罵行政總監應超的時候。全樓層的人都能聽到,那近乎一場公開羞辱,各種臟話,罵了近20分鐘。應超一句話不說,靜靜地等他罵完。李洋感到非常難過。

事由僅僅是,到夏天了,洗手間的水龍頭還在出熱水,令他不舒服。

也許發怒的關鍵不在于這些問題本身,甚至不在于這個人,而是他需要找到一個宣泄的出口。一個員工發現,羅永浩罵人的時候,并不會針對一個人看,眼神總是對住一個空的位置。「因為他不是想罵這個人。」

「我應該是公司被罵得最多、最慘的一個人,但我不覺得怎么樣。」朱蕭木對《人物》說,「我覺得很多人一開始特別欣賞他,來了以后給他罵了一頓,感情就變了,我覺得太脆弱了,何必呢,這有啥呢,不就是罵你一頓嘛。」

但顯然有一些話是覆水難收的。2017年底,因發布會票務處理的分歧,他把矛頭指向負責執行的石曉宇。「那天真的是憋不住了」,石曉宇頂了回去。雙方有來有回,其他同事都看傻了,沒人敢勸解。最終以羅永浩的一句話結束這場較量:「明天給他辦離職,我他媽明天不想看到他。」石曉宇跟了他10年,從「老羅英語」到錘子科技,他曾是他最信任的人之一,得到過登陸他微博操作的權限,那天是他們最后一次見面。

「中國的企業家,甭管他標榜自己有多自由啊,骨子里都有皇帝思想。」錢晨曾對李洋講起,「老羅也有。」

「真是一個傷人的地方啊,不愛怎么傷呢」

最初,是一群理想主義者,然后,以錢晨為代表的實用主義者加入了,如果按照一部分落寞離開者的說法,機會主義者也來了。那么最后的潰敗,是理想主義的錯嗎?

「我們最大的問題還是商業上和道路選擇的問題。手機這個行業不是這么小的資金,或者這么點人能做起來的,應該更早地去選擇去做一些智能硬件。」去年底以副總裁身份離職的朱蕭木對《人物》說,「然后手機不應該每年出這么多款,這個才是最后欠款多的原因。去年出了很多款手機,有的都沒上市,因為已經上不了了。」

這位羅永浩最知名的支持者,與羅永浩本人一起,先后闖入了電子煙的賽道。現在他們是競爭者。朱蕭木很多年不再談論政治了,他認為企業家才是真正偉大的職業,引領世界往前走的力量,「企業家討論的是產品,是商業,是市場營銷,這些東西才是真正有技術含量的、值得討論的東西。」對于如何用電子煙的減害來改變世界,在采訪中他侃侃而談。

事實上,像朱蕭木這樣堅持到錘科最后階段的人是少數。早在終局之前,離散已經發生。絕大多數早期員工,在2018年以前離開了。

李洋成了一名自由攝影師。應合作伙伴要求,他不再使用繁體字。接受《人物》7小時采訪的那個晚上,一路聊得很開心。他一點不后悔那幾年的付出,「雞湯不是別人灌給你的,是你本身自己就是熬雞湯的人。大家都是有自我的思想的,我也認為我沒有被老羅洗腦。」談話最后,他還是陷入了憂傷。「哎呀,真是,錘子科技真是一個傷人的地方。大家也愛,你不愛怎么傷呢。」

因為于心不忍,草威掙扎了半年才提出辭職。他一直把自己看作一個講故事的人。「主流觀點特別沒勁的一個方面,失敗了你就一無是處,沒有人真正關心失敗的故事。」他想,自己用了4年多的時光,「目擊了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故事」,而這故事至今不斷帶來余震。提離職那一晚,羅永浩問起他理想,他回答說拍電影,于是兩人聊電影聊到早上四五點。「他也沒有挽留你,他就是這么一個率性的人。」

在離開后,唐拉拉已經兩年沒見過羅永浩了,大家都忙。她一直試圖撮合羅永浩和錢晨的關系,在兩人中間傳話。她覺得錢晨是真心幫助羅永浩的師長,也經受了很多委屈。「告訴錢晨,過兩年等我翻了身我再請他吃飯。」羅永浩說。

石曉宇成了一名單口喜劇演員,他的舞臺風格總不自覺地帶有曾經老板的痕跡。關系未破裂前,他每年春節會在微信給羅永浩拜年,去年依照慣例他還是發了一句新年快樂。羅永浩回復一句新年快樂,給他發了8000塊的紅包。他為什么這么做?他是愧疚嗎?石曉宇想,但他沒有道歉。

「如果拿一段感情來舉例,這可能是你最好的也是最差的一段感情。」在一個工作日的晚上,馬寧和《人物》記者吃飯,他全程很激動,幾乎沒有動過筷子。「情緒其實已經淡很多了,如果不是今天跟你聊,我可能都不會有什么波瀾。」如今他在聯想繼續做射頻工程師,電腦上卻至今貼著錘子的logo。

出于賭氣,林曦去了競爭對手公司,他知道這是一個令大家傷心的舉動。在錘科時,他曾因為發現供應鏈環節涉嫌違規操作而哭了一場,他感到他的世界觀都被摧毀了。現在,工作就是工作,他不再投入感情。他說這兩年想清楚了一些事,辦公室政治在哪里都存在,為了自保,他也曾變成這斗爭的一部分,可以很冷酷。他不喜歡這個自己。

但馬寧說,他還是能看見從前的那個林曦。兩個朋友最近一次去滑雪,停車時看見一輛車倒車撞了輛奔馳后就直接跑了。林曦的行車記錄儀拍到了。他特地下車,在小紙條寫下電話,夾到奔馳的雨刷上。第二天聯系上,他把視頻和逃逸車的車號都交給對方。

劉全有記得2015年一個周末加班,父母來公司樓下給她送東西。羅永浩下車出來,似乎很著急走過去了。「你爸媽啊。」「是啊。」上樓后,老板和她聊起。他說他不敢上來打招呼,甚至想過從地庫繞過去,「他說他對我們和對我背后的家庭,都是有愧疚的。」她加入了羅永浩的電子煙公司。她愿意繼續相信他。

感情很復雜。每一個人說起那個名字,幾乎都這么說。每一個人在采訪中都在檢視自己說了什么,怕傷害他。每一個人最終似乎都原諒了他,沒有恨意。他永遠是話題的中心,聊著聊著,就繞到他身上。不管老同事們吃飯,還是在那個名為「一個養老院」的離職員工微信群,怎么聊也聊不完。「你知道人群里沒有比他更健康的人,但是他又在做企業這件事上這么難以改變,這么固執。」草威說,「他就是一矛盾體,他是一個萬中無一的天才和病人。」

圖源視覺中國

(應受訪者要求,劉全有、王建國為化名)

來源:人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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